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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眼与六腑的关系，其基础主要为五脏与六腑具有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内在联系。六腑除三焦为孤腑外，其他的与五脏互为表里。在生理上，脏行气于腑，腑输精于脏，故眼不仅与五脏有密切关系，与六腑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六腑的功能是主受纳、司腐熟、分清浊、传糟粕，将消化吸收的精微物质传送到周身，以供养全身包括眼在内的组织器官。《灵枢·本脏》说：“六腑者，所以化水谷而行津液者也。”《素问·六节藏象论》明确指出：“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转味而入出者也。”六腑的功能正常，目得所养，才能维持正常的视功能。在眼与六腑的关系中，尤与胆和胃的关系较为密切。
在眼与五脏的关系中，肝排在首位。肝与胆脏腑相合，肝之余气溢入于胆，聚而成精，乃为胆汁。胆汁的分泌与排泄均受到肝疏泄功能的影响。胆汁有助于脾胃消化水谷、化生气血以营养于目之功，所以胆汁的分泌与排泄关系到视力状况，故《灵枢·天年》说：“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灭，目始不明。”《证治准绳·杂病·七窍门》在前人有关胆汁与眼关系论述的基础上指出：“神膏者，目内包涵膏液……此膏由胆中渗润精汁积而成者，能涵养瞳神，衰则有损。”指出胆汁在神膏的生成及养护瞳神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胃为水谷之海，食物中的精微物质经过脾的运化以供养全身。脾胃密切配合，完成气血的生化，故合称为“后天之本”。其中对眼有温煦濡养作用的清阳之气主要源于胃气。《内外伤辨惑论·辨阴证阳证》说：“夫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李东垣进一步指出了胃气对眼的重要性，其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中说：“九窍者，五脏主之，五脏皆得胃气乃能通利。”若“胃气一虚，耳、目、口、鼻俱为之病”。脾胃居于中焦，既是清阳之气生发之所，又是清阳之气升降之枢，脾胃功能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眼的功能状态。
其次，小肠上端与胃的下口幽门相接，下端与大肠相连。饮食水谷由胃腐熟后传入小肠，并经小肠进一步消化，分清别浊，其清者由脾输布到全身，从而使目得到滋养。大肠主司传导之责，是食物消化、吸收、排泄的最后阶段，为从食物中摄取营养物质发挥着重要作用。膀胱在脏腑中居于最下层，为水液汇聚之处，在肾中命门真火的蒸化作用下，将其中清澈者气化升腾为津液，以濡润包括目窍在内的脏腑官窍。三焦为孤腑，主通行元气、运化水谷和疏利水道。《难经·三十一难》说：“三焦者，水谷之道路，气之所终始也。”脏腑的精气、津液均须通过三焦而上行灌注，使目得到滋养。
总之，眼之所以能辨色视物，有赖于脏腑化生和收藏的精、气、血、津液的濡养。《灵枢·本脏》说：“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然而，由于古代医家所处的时代不同及临证经验与水平的差异，对眼与脏腑的关系有不同看法。隋代巢元方认为眼病多与肝有关，在其所著的《诸病源候论》中，列举目病56候，其中27候论及于肝。宋代杨士瀛注重眼与肝、肾、心的关系，其在《仁斋直指方·眼目》中指出：“目者，肝之外候也。肝取木，肾取水，水能生木，子母相合，故肝肾之气充，则精彩光明；肝肾之气乏，则昏蒙晕眩。”“心者，神之舍，又所以为肝肾之副焉。”其后李东垣认为眼与脾胃及心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在《兰室秘藏·眼耳从门》中强调，医者治疗目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是不明正理也”。明代楼英在《医学纲目·目疾门》中说：“脏腑主目有二，一曰肝……二曰心……至东垣又推之而及于脾。”可见其比较重视眼与肝、心、脾的关系。而赵献可则偏重于眼与肾的关系，其在《医贯·眼目论》中说：“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肾藏精，故治目者，以肾为主。”
综上所述，每个脏腑的各种功能对眼均起着重要的生理作用，但在眼与五脏六腑的关系中各有侧重，正如《审视瑶函·目为至宝论》所说：“大抵目窍于肝，生于肾，用于心，润于肺，藏于脾。”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无论脏与脏，脏与腑，还是腑与腑之间均有经络相互联系，它们在生理上相互协调、相互依存。因此，临床上诊察眼病时，应以整体观为基点，从实际出发，具休病证具体分析，制定出治疗疾病的最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