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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是中医眼科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不论是眼科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眼科理论与临床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均大大超过以往各代。其兴盛之势可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中医眼科专著大量涌现，营造了浓厚的眼科学术氛围
元末明初倪维德著《原机启微》，该书总结前人之经验，结合自身临床体会，深入地阐析了眼病的病因病机，倡导药物与手术并用，内治与外治同施，遣方用药强调君臣佐使，是一部在理论和实际应用上均有很高价值的眼科专著。明末傅仁宇篡辑的《审视瑶函》，转录前人论述，结合本人经验著成，兼收并蓄，持论公允，内容丰富，实用性强，系统阐述了眼科学基础理论，眼病病因病机，内治法中重视眼科方剂的方义、方解，并重视眼科外治法及眼病预防，对眼科临床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为中医眼科必读之书。清代黄庭镜编著的《目经大成》，发挥和充实了五轮、八廓学说；继承和整理了针拨术，总结出著名的针拨八法；强调端正医疗作风，提倡详细记录病历；勇于实践，敢于革新，修订病名，如将多年沿袭的“黄膜上冲”修正为“黄液上冲”,使之符合临床实际。该书在中医眼科学术体系中有较高的学术地位。清代顾锡著《银海指南》，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眼病的病因病机及辨证要点；比较详细地阐述了眼与全身病的关系，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其循经用药可谓独树一帜。此外，袁学渊的《秘传眼科全书》、邓苑的《一草亭目科全书》、马云从的《眼科阐微》、王子固的《眼科百问》、颜筱园的《眼科约编》、张子襄的《眼科要旨》，以及撰人不详的《异授眼科》及《眼科奇书》，对后世眼科均产生积极影响。
（二）著名医家充实了中医眼科理论与临床，提高了眼科整体水平
明代王肯堂所辑的《证治准绳》，有眼病专篇，收载眼部病症170余种，凡肉眼所能见到的症状，几乎描绘无遗，书中的病症名称多为后世眼科所采用；并首次提出了瞳神含有神水、神膏，使瞳神更具解剖学特征。明代朝鲜人金礼蒙等汇集的《医方类聚》，保存了较完整的《龙树眼论》原文，收录了26部医籍中有关眼科的论述，以及59种文献中的眼科方剂，计1300余首，其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而且内服外用俱全，膏丹丸散均有，食疗药膳齐备。明代杨继洲的著作《针灸大成》，叙述了106个穴位治疗眼病的功效，记载了63种眼病的针灸处方90余首，是眼科针灸较为系统的总结。清初张潞编著的《张氏医通》，详述了金针拨障术的适应证、操作方法，以及拨针的制造与消毒等。书中提及“过梁针”使用、术中常见的出血情况及处理措施，足见其较高的手术水平。此外，如朱棣等编汇的《普济方》、徐春甫著的《古今医统大全》、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张介宾著的《景岳全书》、吴谦等编篡的《医宗金鉴》等，均有眼科专病专方专药的记载，推动了眼科理论与临床不断向纵深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