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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巢元方主持编撰了《诸病源候论》（60年），论小儿杂病诸候，共6卷255。巢氏将小儿外感病分为伤寒、时气两大类，内伤病以脏腑辨证为主。提出了小儿夜啼、病证、解颅、滞颐、遗尿、蛔虫、蛲虫、脱肛、胎疸、鹅口、口疮等诸多儿科病证的病名及其病因证候。该书倡导的“小儿……不可暖衣……宜时见风日……常当节适乳哺”等小儿养育观，至今对儿童保健有重要指导意义。
624年唐高祖时，朝廷设立“太医署”，由“医博士”教授医学，其中专设少小科，养儿科专科医生，并规定在学习五年后，考试合格者才能做儿科医生。这种医学教育制度为时的儿科培养了专业人才。
唐代孙思邈所撰《备急千金要方》（约652年）首列妇人方、少小婴孺方，提出“夫民之道，莫不以养小为大。若无于小，卒不成大”。并对初生儿护养专题论述。该书将小儿病证分为九门，列方325首。其晚年所著《千金翼方》（约682年）中卷第十一为小儿病。该书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儿科诊疗经验，为儿科病治疗提供了大量有效方药。
相传至今的我国最早儿科专著《颅囟经》，流行于唐末宋初。书中提出：“凡孩子三岁下，呼为纯阳，元气未散。”对后世认识小儿生理特点产生了重要影响；简明扼要地论述了小儿惊、痫、癫、疳、痢、火丹等疾病的证治。
北宋钱乙，是当时最享盛名的小儿医。他的弟子阎季忠整理其理论和实践经验，于119年编成《小儿药证直诀》，比西方最早的儿科著作要早350年。该书概括小儿生理特点为“脏腑柔弱”“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病理特点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在儿科四诊中尤重望诊，特别是“面上证”“目内证”，对痘疹类发疹性传染病加以鉴别。钱乙创建了儿科五脏辨证体系，提出“心主惊”“肝主风”“脾主困”“肺主喘”“肾主虚”的辨证纲领，各脏证有虚、实、寒、热之分，方有温、清、补、泻之别。论治法从五脏补虚泻实出发，又注意柔润清养，运补兼施。善于化裁古方、研制新方，创134方，许多方剂至今在临床各科广泛应用。阐明了急、慢惊风为阴阳异证，认为急惊风属阳、热、实，治合凉泻；慢惊风属阴、寒、虚，治合温补，成为后世治疗惊风的准则。钱乙强调小儿体禀纯阳，患病后易从阳化热，所见阳证、热证较多，擅用甘寒柔润养阴，如泻肺之泻白散、清心之导赤散、凉肝之泻青丸等，慎用苦寒之黄芩、黄连；创立了补肾主方地黄丸，以金匮肾气丸去桂、附之温燥，存六味之润养。治疗小儿伤风用大青膏，热病神昏惊搐用凉惊丸、抱龙丸，《小儿药证直诀·附篇·阎氏小儿方论》中的至宝丹、紫雪散更成为热病神昏抽搐的常用方，由此发展形成了儿科寒凉学说。钱乙被誉为“儿科之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小儿经方，千古罕见，自乙始别为专门，而其书亦为幼科之鼻祖。”
北宋时期，天花、麻疹等传染病流行，山东名医董汲擅用寒凉法治疗，撰写了《小儿斑疹备急方论》，记录了用白虎汤及青黛、大黄等药物的治疗经验，是为天花、麻疹类专著之始。
南宋刘昉等编著《幼幼新书》40卷，整理汇集宋以前各种有关儿科学的成就，并有已见，内容详尽，取材广博，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儿科学专著。同时期还有不著撰人姓氏的《小儿卫生总微论方》问世，从初生到年长儿童，各类疾病广泛收录论述，其中明确指出初生儿脐风的病因是断脐不慎所致，和成人破伤风为同一病源，提出了烧炙脐带的预防方法。南宋陈文中著《小儿痘疹方论》(1241年）、《小儿病源方论》(1254年），注重固护小儿元阳，以擅用温补扶正见长。陈文中在《小儿病源方论·论风搐源因》提出：“盖真气者，元阳也。”小儿饮食“吃热、吃软、吃少则不病，吃冷、吃硬、吃多则生病”，养子十法中包括“要背暖”“要肚暖”“要足暖”“脾胃要温”等养育观念，这些都是固护脾肾，防止阳气受戕的具体措施。陈文中注重小儿生理上阳气不足和病理上易虚易寒的特点，在小儿时病和杂病的治疗中，时时顾护阳气，认为 “药性既温则固养元阳”。他将温补法广泛用于多种病证及疾病的不同阶段，只要有阳气不足见症，辄即取之。指出小儿冷证的证候特点有“面㿠白，粪青色，腹虚胀，呕乳奶，眼珠青，脉微沉，足胫冷”。包括了五脏虚寒之象，而以元阳虚衰为本。在治法上除八味地黄丸温壮元阳之外，又有多种变法，如脾肾并治之补脾益真汤，熔温阳、益气、助运、涤痰、祛风于一炉；十一味异功散、十二味异功散，均取肉桂、诃子、肉豆寇、附子之类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陈文中治疗小儿痘疹等时行热病，对于邪盛正衰，病毒内陷之证，擅用温托培元，明确应用指征为：不光泽，不红活，不起发，不充满，不结靥，不成痂，而痒塌烦躁喘渴；及宣解太过，误食生冷，中寒泄泻，倦怠少食，足指逆冷等症者。陈文中的学术思想开创了儿科温补学说。明代刘昉在《幼幼新书·序》中说：“宋以来吴之专家者，曰陈曰钱二氏，陈以热、钱以凉，故有火与水喻者。”可见儿科温、凉两大学派始于宋，陈文中与钱乙的学术观点对儿科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