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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骨伤科学
周朝时期，我国医学分科已有“疡医”，即外伤科医生。公元前476～公元220年的战国、秦汉时期，伤科基础理论已基本形成，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学帛书记载了战国时代包括手术、练功及方药等治疗骨折、创伤及骨病的经验，其中对破伤风（“痉”）的描述为全世界最早的记录。成书于这一时期的《黄帝内经》，为中医骨伤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国至隋唐、五代时期，伤科诊疗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晋代葛洪著《肘后备急方》，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下颌关节脱位手法整复方法；还记载了竹片夹板固定骨折、烧灼止血、桑白皮线缝合创伤肠断裂等开放创口处理原则。南齐龚庆宣整理的《刘涓子鬼遗方》（752年成书）记载了创口感染、骨关节化脓性疾病的治法，提出了骨肿瘤的诊断和预后。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详细论述了复杂骨折的处理，书中记载了用丝线结扎血管，还提出对破碎的关节和折断的骨骼在受伤后可立即用线缝合，这是世界上关于骨折内固定的最早记载。唐代王焘所著《外台秘要》（752年成书）指出，损伤“有两种，一者外损，一者内伤”，最早将伤科疾病分为外损与内伤两大类。唐代蔺道人著《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伤科专著，提出了骨折整复固定方法和处理开放性骨折需要注意的原则，形成了麻醉、清创、整复、固定、练功、按摩及内外用药等一系列治疗方法。
宋元时期，中医伤科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代王怀隐等编著的《太平圣惠方》（992年成书），倡导柳木板固定骨折；张杲在《医说》中记载了切除死骨治疗开放性胫腓骨骨折并发骨髓炎的成功案例；《夷坚志》记载了在颌部施行类似异体植骨术的病例，以及“八段锦”练功方法的名称；《洗冤集录》是我国第一部法医学专著，其中记载了不少检查外伤的方法。元代危亦林著《世医得效方》（1337年成书），记录了当时已采用刀、剪、钳、凿、夹板等多种医疗器械进行骨科手术，提出的采用两踝悬吊复位法进行脊柱骨折的整复为世界首例。
明清时代是骨伤科的兴盛时期。明代《金疮秘传禁方》记载了骨擦音作为检查骨折的方法，对开放性骨折主张把穿出皮肤已被污染的骨折端切除，以防感染。朱 等编著《普济方》，辑录治疗伤科方药1256首，是15世纪以前治伤方药的总汇，在“接骨手法”中，介绍了12种骨折脱位的复位固定方法，在“用药汤使法”中又列出15种骨折、脱位的复位固定法。薛己所撰的《正体类要》，重视整体疗法，提出“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卫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强调八纲、脏腑、气血辨证论治，用药主张以补气血、补肝肾为主，行气活血次之，开创了以“气血学说”和“平补法”为基础的骨伤科“内治学派”先河。异远真人所著的《跌损妙方》，记载全身57个穴位，总结了一套循经疗伤、按受伤穴位而施治的方药，成为骨伤科“少林学派”的代表。清代吴谦等编著的《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在骨折的治疗方面总结了“摸、接、端、提、按、摩、推、拿”八种整骨手法，“攀索叠砖法”“腰部垫枕法”整复腰椎骨折脱位，以及竹簾、杉篱、腰柱、通木、抱膝圈等各种外固定器材。清代钱秀昌所著《伤科补要》、赵竹泉所著《伤科大成》都系统论述了各种损伤证治，并附有很多治伤方药。
（二）西医骨科学
约公元前19世纪，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记录有青铜刀割治创伤的条文；约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对股骨骨折和肩关节脱臼的描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和他的弟子著《希波克拉底文集》，记录了四肢骨折用手法复位局部外固定治疗，肩关节脱位施行手牵足蹬复位法、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法、牵引臼床等运用机械力辅助处理骨折脱位。古希腊盖伦在《骨的基本行径》《基础肌学》中，对骨骼系统的形态、结构和数目都做了较正确的记录，奠定了西医骨科学的解剖学基础；记录了钻颅术、压迫结扎或烧灼止血、亚麻线缝合伤口、手法复位局部木板固定骨折、截肢术及功能体育疗法。
17世纪，法国巴累以肢体功能和畸形诊断骨折、脱位，首创人工假肢，运用机械牵引治疗股骨干骨折，描述了脊椎的畸形，提出用牵引头颅复位颈椎损伤。18世纪，西医骨科学独立形成并高速发展。1741年，法国安德雷提出“orthopaedia”一词，被认为是西医“骨科”的正式分科的开始；英国波特著《骨折与脱位》，确立骨折以复位和固定为治疗原则，提倡包括上下关节的广泛固定法，虽然同时代的法国医师大卫于1779年提出了“自主的运动对损伤的修复十分重要”，但波特的观点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显微镜的问世，英国解剖学家哈佛报道了骨组织的血液循环及其结构，开创了骨组织形态解剖生理学的先河。
19世纪，随着X线的发明并广泛应用于临床，骨折脱位诊断的分型分类逐步丰富和发展。石膏绷带外固定的应用，被视为骨折疗法的一个革新。同时，相应的一些固定器具如托马斯夹板、石膏支架、U型行走石膏铁镫等石膏外固定技术也相继出现，还新创了多种牵引技术、器材等用于持续牵引、广泛固定治疗骨折和损伤。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随着磺胺药物、青霉素、合金内固定钢板的应用，内固定技术得到迅速的推广。1946年，美国埃格斯提出“接触压迫因素”是骨折愈合的基本因素。及至20世纪50年代，AO学派（Association of Osteosynthesis）诞生，以解剖对位、坚强内固定、无创手术操作、无痛功能活动为原则，设计了全套内固定用具和手术器械，全身骨折均可施行加压内固定技术治疗。1952年，法国奥比涅成功进行了髋臼再造和合金杯髋关节成形术、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人工关节陆续广泛用于临床。
在骨病方面，1810年，英国威廉海伊首先提出应用瘘管扩张、死骨摘除和灌注治疗骨感染，并开始对骨髓炎进行病理研究。1927年，美国奥尔提倡早期制动用石膏封闭创口的疗法处理开放性骨折感染和骨髓炎。同时期，利佐、斯塔尔和威伦斯基等人先后应用骨膜切除、皮质骨钻孔开窗等手术治疗急性骨髓炎，奠定了急性骨髓炎手术疗法的基础。20世纪40年代，一些学者主张在抗生素辅助下，使用局部瘢痕、死骨切除、肌肉填塞骨腔手术疗法，至50年代被广泛推广。1882年，德国罗伯特·科赫分离出结核杆菌后，骨关节结核病才逐渐被认识。随着20世纪40年代抗结核药陆续问世，骨关节结核病的死亡率迅速下降，20世纪50年代以后，彻底解决了骨关节结核的治疗问题。在这方面，中国的西医骨科学者方先之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腰椎间盘突出症、慢性关节炎及其他软组织损伤性疾病，自19世纪后才被逐步认识，开始从组织学、病理学方面进行一系列研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CT、MRI等计算机放射技术和微创手术技术在临床上的运用，使软组织损伤疾病的临床诊断、治疗得到了迅速发展，疗效不断提高。
（三）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医受到歧视，伤科也面临危机。在此期间，伤科著作甚少，以前处于萌芽状态的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等技术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基本上失传。西方医学大量输入中国，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即产生了中西医汇通思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以唐容川为代表的，主张“中体西用”“衷中参西”的“中西医汇通派”，继而到20世纪20年代兴起了中西医结合研究。19世纪末一些开明中医骨伤科医师开始注重吸收西医知识，尤其是关于骨骼解剖、肌肉、韧带的相关知识，并将其运用到中医手法治疗中。
进入20世纪，诸如X线等物理诊断技术传入中国，当时有条件的中医骨伤科医生都尽可能地汲取X线诊断知识，利用X线拍片来诊断疾病，大大提高了骨伤疾病诊断的准确性。与此同时，一些著名骨伤科医生一方面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X线诊断技术应用尚不广泛，传统的诊断技术在更多地区仍有着广泛的实用性；另一方面，X线诊断技术较之丰富的中医骨伤科诊断经验而言，亦有其局限性。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中医骨伤科和西医骨科的临床进行了深入探讨，取长补短，融会贯通，在骨折治疗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1958年，我国著名骨伤科专家方先之、尚天裕等虚心学习著名中医苏绍三的正骨经验，博采各地中医伤科之长，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开创了动与静的治疗观，总结出新的正骨八大手法，研制成功新的夹板外固定器材，同时配合中药内服、外治及传统的练功方法，形成一套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的新疗法；其编著的《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一书，根据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提出了以内因为主导的动静结合（固定与活动相结合）、筋骨并重（骨折愈合与功能恢复同时并进）、内外兼治（局部治疗与整体治疗兼顾）、医患配合（医疗措施与患者的主观能动性密切配合）的骨折治疗新原则，骨折的治疗范围不断扩大，疗效也进一步提高，使骨折治疗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被国际骨科界称为“CO学派”（Chinese Osteosynthesis）。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逐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治疗骨折、骨病与软组织损伤的新疗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光镜、电镜、电生理、生物化学、生物力学、分子生物学、同位素、磁共振、骨密度仪等现代科学技术已在本学科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医疗中得到应用。一些治疗骨延迟愈合、骨质疏松症、骨缺血性坏死、骨髓炎及骨性关节炎的中药新药不断研制出来，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在颈肩臂痛、腰背腿痛、骨关节粘连性疾病、脊柱内脏相关性疾病的诊治中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与经验的积累，中西医结合骨伤科学微创诊断与治疗技术取得了不断进步，微创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已成为骨伤科领域治疗的重要技术之一。微创技术作为有创手术和无创手术发展的桥梁，将会促进骨科技术跃上一个新的台阶，并朝着利用先进的微创工具或操纵机器人向极微创或无创治疗的目标不断前进。3D打印技术在骨伤科的临床应用，使患者康复得更快、更好，后遗症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