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胚胎学

我国组织胚胎学的发展与中国解剖学会的关系十分密切。1920年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实验室建立“中国解剖学会及人类学会”，会员49人，12为中外学者任理事，美籍组织学家E.V.Cowdry任理事长，但会后学术活动很少，处于停顿状态。由我国学者组建的中国解剖学会于1947年6月在上海筹备，当年8月在上海医学院召开大会，当时全国会员73人，以通信的形式推选出理事7人，卢于道任理事长，王有琪任秘书。出席会议的15位代表通过第一个会章，规定解剖学会包括比较解剖学、组织学、胚胎学、实验形式学及体质人类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解剖学会由上海迁至北京，于1952年9月在北京召开首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当时全国会员195人，出席会议代表30余人，通过了会章，选马文昭为第二届理事长。1962年中国解剖学会第三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时已有全国会员逾千人，组织学和胚胎学工作者约1/3以上。六十年代起初几年，我国组织学和胚胎学事业有所进步，教学和科研水平有明显的提高，并开始跟踪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如专业队伍扩大，师资培养工作十分活跃，重点院校都年年举办师资培训班或技术培训班，鲍鉴清、王有琪、童第周、李肇特等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引进多种国外重要期刊、专著和教科书，我国学者也编著一些专著和教科书，如王有琪主编[组织学]，张作干译著[组织学]，李肇特译著[组织学]，薛社普等编著[细胞学进展]等。组织化学、组织培养、显微放射自显影、电镜技术逐渐推广应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相当活跃，中国解剖协会1953年创办的[解剖学通报](现称[解剖学杂志])稿源丰富，生动活泼，1964年全国解剖学学术年会收集的论文达644篇，其中组织学和胚胎学论文约占一半。不幸的是1966年开始的10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遭到严重破坏，教学混乱，科研几乎停顿，解剖学会活动完全中断，组织学和胚胎学几乎毫无进展，某些方面甚至呈倒退状态。

1978年科学春天来临，至今17年来我国科技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进展迅速，组织学和胚胎学事业也繁荣昌盛，是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专业队伍逐年扩大，目前在医学院从事组织学和胚胎学工作的估计有2500人以上，1994年中国解剖学会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会员数已逾5000人，其中从事组织学和胚胎学的会员约占1/3以上。1978年恢复硕士研究生招收培养，规模逐年扩大，至今导师约百人，已培养硕士生近千人。1981年开始博士生培养，王有琪、李肇特、陆振山、许天禄、薜社普等为首批导师并开始招生培养，此后逐批扩大，目前医学院校组织学和胚胎学博士点约10个，导师20余人，已培养博士生数十名。大批学科中青年高级人才茁壮成长，其中不少出国深造后回国奉献，国内外培养的许多硕士和博士已成为学科带头人并作出突出成绩，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以他们为主力完成的。组织学和胚胎学教学面目一新，生动活泼。1978年以来在卫生部领导下，编著并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全国统编教材《组织学与胚胎学》，部分医学院校还合作编著多种协编教材《组织学和胚胎学》。众多医学院校还合作编著大型高级教学参考书，如《组织学》，《组织学与胚胎学进展续集》(1989，成令忠主编)。我国学者还首次与国外学者合作编写并任主编的英文教本《Textbook ofHistology》。17年来组织学和胚胎学科研成果丰硕，有的成果具有开创性并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如棉酚抗男性生殖作用研究，男性生殖生物学及不育和抗生育研究，女性长效避孕药应用的远期安全性问题，男子生殖细胞CDNA之库的构建，肿瘤细胞生物学研究，红细胞去核因子的发现及其意义，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其他各种免疫细胞的微细结构和功能，胸腺等淋巴器官的微细结构和细胞生物学，神经元的分离培养及移植应用，神经内分泌细胞的多科神经肽的表达和意义，肽类神经末梢的分布和意义，腺垂体内肽类神经末梢的发现，针刺与脊髓的再生，肝再生及其调节因子，人卵细胞的形态结构，人工授精与胚胎移植，1988年首批"试管婴儿"在北京、长沙诞生，300余位胚胎学工作者历经8年测量国人胚胎标本近万例获得30万个数据并总结编著《中国人胚胎发育时序和畸胎预防》。